和南昌大学前任副校长邵鸿博士探讨几个问题

　　　sicheng　　在前不久的“两会”上，九三学社副主席，南昌大学前任副校长邵鸿博士提到了南昌大学的债务问题:　　>>>>邵鸿介绍说，南昌大学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当地政府为了让学校还贷，出台政策，允许学校对在新校区上课的学生加收50％的学费。学校把2．5万名本科生都转移到新校区，然而高学费同时带来一个另一个后果，学生负担过重，交不起学费，学校每年有3000多万元学费无法收回。(引自中国青年报报导)>>>>>　　邵鸿博士坦率的谈论南昌大学的危机，这让人感到欣慰。不过仔细看看相关的文章，再联想到有关邵鸿博士过去的一些报导，我多少有些疑问，想和邵博士作一些探讨。　　1. 首先想问邵博士的一个问题是，邵博士对于自己在南昌大学深陷债务泥潭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如何看待？　　从2006年的相关报导可以知道，邵鸿博士在南昌大学担任副校长好几年，分管学校校办产业、后勤和基建等项工作。当时他的另一个重要身份就是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http://news.sina.com.cn/c/2006-09-04/150110917370.shtml)。邵鸿副校长在新校区的选址，规划，贷款筹集方面都一直积极参与。南昌大学现在深陷20亿元贷款泥潭，和新校区的建设密切相关。我同意邵鸿博士过去在相关访谈(如http://news.sina.com.cn/c/2003-10-20/0707954545s.shtml)里说的，南昌大学要扩招，老校区的地盘不够用，必须盖新校区。可是问题是如何盖新校区，盖怎样的新校区？　　我在九三学社网站上查到了邵鸿博士的一篇访谈(http://www.93.gov.cn/xwjc/snyw/snyw26050.htm)，里面谈到　　>>>>>邵鸿指出，不可否认，高校新校区建设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些新校区建设仓促上马，缺乏科学论证，管理粗放，存在着不少失误。有些学校确实存在着超标准、超需求，追求豪华现象。去年厦门大学一位教授的调研报告显示，全国高校新校区建设负债是2000至2500亿元，这些债务主要指银行贷款，实际上还有投资建设、欠款不付等其他债务。高校新校区建设债务问题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建设学校园区过程中缺位，广东、浙江、福建等省投入较多，有的省政府投入则很少，而且真正借贷比较多的学校往往不是清华、北大等，而是地方院校。>>>>>　　我想问邵鸿博士的问题是，南昌大学在建设新校区的时候，光是三个广场，几个水面就花掉了一亿二千万；三个塑像就花掉了8百多万；几个校门里面最大的一个长300米左右，造价据中国青年报的报导是600多万；这些是不是典型的“超标准、超需求，追求豪华现象”，作为具体实施指挥，邵鸿博士作何感想？难道邵博士在担任具体主管的领导的时候就不知道贷款20亿元会给南昌大学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邵鸿博士在担任南昌大学副校长的几年里主管学校基建，2003年新任校长周文斌上任后再明知道马上就要搬到新校区的情况下，还是要花巨资把老校区的一栋教学楼改造成星级宾馆级别的豪华办公楼，作为主管副校长，邵博士作何感想？　　2. 在九三学社官方网站上对邵鸿博士的访谈里，邵博士谈到了如何给高校债务解套。说老实话，邵博士说的还是非常诚恳的，好些方面也说到了点子上(具体内容请见http://www.93.gov.cn/xwjc/snyw/snyw26050.htm)。不过我想就其中两点和邵博士作一些探讨。　　第一，“邵鸿认为，首先要加大投入。教育是公共产品，学校不是商业机构，这就决定了高校"债局"的破解，最终不能不靠政府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应切实增加对高校的投入，减轻高校债务风险和资金压力。当前可以教学和实验条件专项的方式，给予各高校一定补贴。”　　我认为，在过去的10年里，经济穷省江西已经尽能力给南昌大学提供了巨大的投入了，事实上这些年来江西省对南昌大学基本上是尽全力重点扶持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抱怨江西的投入不够，这多少有点不好。另外一个事实是现在南昌大学的贷款有20亿元，而江西师范大学和南昌航空工业学院等等这些刚刚兴建新校区的几所大学的贷款恐怕也在10亿元以上，江西有多大的能力给他们统统加大投入？　　第二，“近年来，一些高校在新区建设过程中或完成后，将部分或全部老校区置换，以所得收入偿贷。邵鸿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化解高校债务的良策。但问题在于，一些高校的老同志难以接受，领导怕背上"卖校"之名，政府部门也不愿意返还土地出让金，制约了置换的进行。还有时间矛盾，往往政府操作需要很长时间，可是学校现在就需要还贷，这时可以采用政府收购形式，拍卖给建筑商或开发商。邵鸿建议加强政府主导，推动高校校区置换工作，政府部门尽可能不收或少收土地出让金，支持高校还贷。”　　邵鸿博士应该不可能不知道，在南昌大学2006年通过的的“南昌大学校园基本建设发展规划”里，对老校区是这样规划的: “青山湖校区主要用于科技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附属中小学办学基地，同时保留部分研究机构，并作为专业学位和同等学力研究生（MPA、MBA）的培养基地。”按照南昌大学的规划，老校区是不可能被置换出去搞房地产的。邵博士应该亲身参与了这个规划的制订，现在虽然人不在南昌工作了，但是把学校隆重制订并通过的规划当成儿戏，这是不是不太严肃？　　想和邵鸿博士说一点我的个人看法。在我看来，南昌大学这几年的问题根本可能最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规模括招。邵鸿博士自己也在一个访谈里说过，以前的目标是想办万人大学，后来括招后搞成了几万人大学。学生的数字一翻再翻，而转任教师的数字却没有跟上，导致现在师生比国家颁布的基本办学条件还差，导致现在的生均图书数比国家的最低标准还低。当然，我可以理解的是招生数目多半是江西省给下达的，邵副校长当时也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第二个原因，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新校区的建设规划。在江西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的老区，南昌大学的新校区建设和老校区改造里面却又太多奢侈浪费的面子工程和贪图享受的屁股工程，邵博士是不是能够回想以下自己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呢？　　最后我想说，说实话，邵鸿博士离开南昌大学一年多了，还在关心南昌大学的建设，真心实意的给南昌大学如何摆脱巨额债务提建议，这是非常难的的。我个人很尊敬他的热情，也希望看到南昌大学能尽管走出20亿元债务的阴影，真正如江西省委书记最近所说，把重点转到内涵建设上来。

陕西师大支持包庇李文革抄袭剽窃的实质

　　　　——再答萧正洪副校长　　骆克林　　针对陕西师大李文革严重剽窃而成的《西方翻译理论流派研究》伪书（2004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些知名网站和期刊发表文章予以揭露批评，引起广泛关注。作者所属的陕西师大却三缄其口，一言不发。在人们一再要求下，其学术主管萧正洪副校长才在“新语丝”上发表文章（2006年10月7日），解释师大对李文革事件的态度。我们随之发布题为“陕西师大的‘独立处置’掩饰不了李文革的严重剽窃——兼答萧正洪副校长”（“新语丝”2006年10月14日）的文章，指出：师大校方以“独立处置”为掩饰，罔顾事实，回避“剽窃”，只说“学术不端”，淡化事件性质，对李文革从轻处理，仍然保留其副教授职称和硕士生导师资格，这更加激起学术界和舆论界正义人士的强烈不满。　　鉴于以萧副校长为首的师大学术机构拒绝回应上述批评，也鉴于师大有关方面为李文革作假的欺骗行径仍在继续，如其外语学院网页“怀旧版”仍称他拥有博士学位（见“精品课程”之“建设队伍”栏）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见“学科建设”栏）等。师大及其外语学院这种行政不作为的错误也是支持包庇李文革作假的例证之一。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剖析。　　一、几年前，正是陕师大学术委员会批准李文革《流派》伪书计划，将其作为师大“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批准立项，这个委员会正是李文革剽窃事件的启动者，为支持日后李文革推进其欺世盗名计划迈出了罪恶的第一步。　　二、待伪书书稿拼凑完成后，又是陕师大学术委员会审查通过了伪书稿，并动用学校“优秀成果出版基金”资助伪书出版，如果没有此项基金资助，伪书绝无可能出版并欺骗社会；可以说，陕师大学术委员会正是李文革剽窃事件的最大赞助人和支持者，他们对整个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三、对此剽窃事件，师大校方一直三缄其口，一言不发，是害怕被人们追究：当初是哪些学术委员推荐李文革的伪书计划，并出具推荐材料？是哪些委员负责审读李文革的伪书书稿？为什么他们就没有看出其中的抄袭剽窃？这些委员具不具备审读专业书稿的资格？他们出于什么目的对伪书批准立项并提供资助？待事情被揭露后，涉案委员们纷纷躲避，洗刷责任。　　四、师大校方对“重点科研项目”立项与“优秀成果资助”的批准签字者是谁？是否就是萧正洪副校长本人？如果是他，那么事情就更加清楚。学界中有人指出：处理或包庇李文革，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揭批李文革，就是揭批以萧副校长为首的师大学术机构；包庇李文革，就是包庇以萧副校长为首的师大学术机构；惩罚李文革，就是惩罚以萧副校长为首的师大学术机构；难怪萧副校长下不了手。　　五、师大学术机构以由校方资助出版的伪书为主要依据，又采取一整套作假手段，即假“新加坡硕士”、假“重点研究项目”、假“优秀成果”、假“学术专著”、假“博士”、假“教授”等等，把在人品和学术方面都有严重问题的李文革，活生生制造成陕师大的假“学术带头人”，再让他领衔去欺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欺骗教育部学位办，欺骗全国学术界，为陕师大骗取博士授予权，其性质恶劣而严重；萧副校长难辞其咎，他应该认真反思并对被欺骗单位和人士做出深刻检查。　　六、萧副校长既然已经承认我们的“对话者”身份，也承认了“新语丝”是对话平台，就应该对我们在文章（“新语丝”2006年10月14日）中向他提出的六个重要问题做出回应。这六个问题是：1、陕西师大欺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性质严重；2、李文革事件的性质就是“严重抄袭剽窃”；3、陕师大学术委员会“独立处置”的职权有限；4、严肃处理不等于“把人一棍子打死”；5、李文革应公开向广大读者道歉；6、是陕西师大自取其辱，等；同时，我们也欢迎萧副校长提出新的问题来探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讨论一接触到实质问题，萧副校长却再次噤声失语，又回到沉默状态。他再也不承认我们的“对话者”身份，羞辱我们；他也不再承认“新语丝”是对话平台。他曾在“新语丝”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自信与底气也消失殆尽。这跟他的副校长和学者身份不相符合。以他为首的师大学术机构对事件的错误处置不仅给师大的学术声誉造成巨大损失，也给他本人的仕途蒙上厚重阴影。　　七、师大学术委员会先是支持李文革作假，继而明哲保身，在“独立处置”的幌子掩盖下，包庇李文革剽窃，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我们要向委员会提出如下十个问题：1、当初，在《流派》伪书的批准立项与资助出版中，你们起了多大作用？2、哪些委员在立项与资助申报表上签字同意？现在有何反思与教训？3、委员们都是从事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专家吗？ 4、被李文革剽窃的多种原著的出版时间跨度长达十多年，委员会拥有全部原著吗？5、调查组成员们仔细对读过《流派》伪书和被剽窃的各种原著吗？ 6、不懂西方翻译理论的委员是如何读懂相关著作的？7、如果你们没有掌握全部原著，没有对读伪书与原著，或由非专业人士进行调查，那么，你们有何资格对伪书仅做出“学术不端”的判断？以此保留当事人的职称与导师资格？8、我们在“新语丝”文章（2006年10月19日）中，公布了李文革严重剽窃的确凿材料（七大类数以百计），精确到逐页对读的页码；我们要求你们逐条批驳这些材料和“严重抄袭剽窃”的结论；9、如果你们不敢批驳这些证据和结论，就请公布你们所作的调查材料和结论；10、如果你们既不敢批驳我们的证据，又不敢公布自己的调查材料，只是一味强调“独立处置”特权，那么，你们还有资格担任“学术委员”吗？　　八、作为当事人的李文革，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严重抄袭剽窃会引起的严重后果。他之所以敢于这样干，首先是依仗师大校方的支持与资助，其次是他自己利令至昏。当师大学术机构采用一整套作假手段来包装他，如假“新加坡硕士”、假“重点研究项目”、假“优秀成果”、假“学术专著”、假“博士”、假“教授”和假“学术带头人”等等，一时间，竟然连他自己都忘了是在作假，还以为样样都是真的。但当事件一被揭露，他便从此一言不发。由于他给师大的学术声誉造成巨大损害，直接沉重打击外语学院的学科建设（如申报博点），我们也要向李文革提出几点要求：1、他必须向在他欺骗下，为他撰写推荐和鉴定材料及伪书序言的专家们说明事实真相，向他们认错道歉；2、由于他的行骗和炒作都是公开的，他就必须公开向被抄袭剽窃者们认错道歉；3、他还必须向广大读者认错道歉，尤其是向贫困学生道歉，并赔偿其经济损失；4、他的剽窃恶行还使师大教师无辜蒙羞，他必须向师大及外院的师生认错道歉；5、基于以上各条，他应该勇于承担责任，主动提出辞去副教授职称，终止硕士生导师资格，以谢全国学界，并缓解师大校方因处置不当而承受的巨大压力。 　　九、针对陕西师大学术机构的行政不作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继续深入揭批他们的学术造假恶行。在我们的文章发布之后，越来越的人们（包括留美博士）纷纷表示对李文革事件的严重关切。有人质问陕西师大为何在2007年继续让李文革担任硕士导师，有人继续深入抨击李文革严重剽窃的恶行，还有人揭发师大在对待海归人士、科研经费分配及本科评估中的严重造假行为，等。这些就是以萧副校长为首的师大学术机构错误处置李文革事件所造成的恶果。可以预见，只要他们坚持错误，这类揭批活动就一定会扩展开来，深入下去。萧副校长在10月7日文章中称“学术不端行为会将学术和学校的尊严置于危险境地”的预言正在实现。不过，我们还要加上一点，师大的错误处置，不仅将师大的尊严置于危险境地，还将萧副校长的仕途置于危险境地。(XYS20070313)

探讨中医和西医有关的争论问题

　　李霖　　我是学西医的，从事过多年的内科临床工作。但在学医之前，幼时生病常是服中药治病，后来在行医中，有时也尝试“中西医结合”地治病。医药学是一门通过实践验证的学问和技术，是非好坏，就看疗效。经过几十年的学习，临床实践和思考，有以下一些体会和认识，说出来与大家交流探讨：　　所谓中医，应该就是指我国的传统医学。千百年记录积累下来的医案病例，是可供我们参考的丰富的研究资料。中医药当中的个体病案疗效很重要，虽然难作统计学处理，但是否治愈康复，还是能客观记述的。中医“本草纲目”中有不少前人识别出来的中草药物，不但已被广泛使用，也为我们开拓新的药物提供了研究资源，这是应该肯定的。我国经历了数千年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老百姓的病伤医疗及繁衍生息，只能依靠传统中医药进行防治与保健养生。　　所谓西医，主要就是指在西方社会工业化发展及科学技术迅速提高的条件下，从各国传统医学发展起来的现代医学。它们在二，三百年前，随着西方国家传教士的到来和以后西方国家军事上与经济上的入侵，带到了我国。于是，我国在大城市中逐渐办起医院和医学院，培育出了我国自己的西医医生和护士。不过，在中，小城市和广大的农村，主要还是依靠中医治疗病伤。　　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中医”和“西医”称谓及概念，或多或少都带上了民族主义的情结，容易使人彼此产生隔阂与误解。解放后，随着国家的建设发展和世界上医学的现代化水平不断的提高，促使西医在我国的建设、教育和普及事业大大发展。现在，西医已经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主导力量。　　所谓中西医结合，虽然实行了多年，但效果并不理想。目前不是在中医院搞些西医的化验，透视或输液之类的设施辅助诊疗，就是在西医院设个中医科或针灸科，转诊疑难和慢性病例，装点“中西结合”的门面。实践证明，中医有其自己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与西医的理论体系，诊疗方法很难融合。　　时至今日，应当明确这样的概念：中医是传统医学，西医是现代医学。传统医药学中，必然存在古代玄学臆测的观念和认识，缺乏科学方法验证，这些糟粕须要清理和扬弃。而传统医学中，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观，诊治病人的整体观和具体病例的辨证施治等正确和有益的见解，应当予以传承下去。对中医药古典理论的清理比较困难，却也非必要。古人限于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无法与今人相比或议论是非。今人应当做的，就是继承祖先经过辛勤钻研与劳动实践，留下来的有用的医药知识和诊疗技术。“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虽然是传说，今人却不能不尊重前人作出的贡献。我国的中医研究院，中医药大学等研究单位，要对传统医药学丰富遗产，逐步做好清理、鉴定、验证、评估的工作，为中医药的现代化发展而努力。至于看病的中医院，诊所，个体中医，它们和西医院，诊所，个体西医一样，都会在众多病患者的人流中被选择，优胜劣汰的，没有必要急于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正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样，有效的、好的东西，必然且早晚会发扬光大。错误的、坏的事情，亦迟早会被淘汰而消失。　　应该从思想和认识上转变过来，确认中医实际就是我国的传统医药学，正如西方的传统医学、印度古医学、藏医、蒙医，等等。而已经现代化的西医，就是现代医学。我们的传统医学——中医，必然要走上它自己现代化的道路，融入世界现代医学的洪流中，并且定会做出它应有的贡献。科学是无国界的，现代医药学同样也是无国界的，不能有民族主义情结或心态的干扰，也不应受崇洋思想的影响，要端正我们自己对“中西医”问题的认识。解放前，曾经有人提出过取消中医的要求，未获实施。解放后，政府扶持传统医学，实行支持中医发展的政策，提倡“中西医结合”，是有其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的。但是现在，我感到需要修正与明确以上提到的几个概念上的问题和认识，这样才能化解矛盾和误解，使“中医”抛弃固步自封的心态，与时俱进，逐步走向现代化，融入到现代医学中去；使“西医”敞开大门，欢迎并帮助所有国家的传统医学，使之成为现代医学大家庭中的一分子。　　诊病用药是一桩很复杂的科学技术，因为诊疗的对象是人，人体生理病理的变化各有不同，精神和心理状态各异，反应亦和小环境大环境密切相关，中西医（即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对此都是有一定体会。西医（即现代医学）过去受机械唯物论影响较多，重局部的病症变化和处理。中医（即传统医学）唯心思维主导诊疗较多，但能从整体考虑病情的发展。如果能相互参照，取长补短，当可相得益彰。现在，现代医学已经逐渐重视人的整体观，机体和精神状态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了。中医药界也在探索研究中药宝库和诊病治病的丰富经验，考虑能提供或充实现代医学发展的材料与营养。这些，都让我们看到了传统医学的光明前途和现代医学的无限生机。　　以上是一些初浅的认识，请予指正。

略谈对于李幼平同志问题的一点感想

　　　　路见不平者　　从去年到现在，我看到顾念怀先生（或同志，以下统简称顾）以亲身经历三次揭发了工程院士李幼平的问题，并向中国工程院反映情况和正式提出揭发报告材料。我相信，可能不少人看了之后，都对此有所自己的看法，或因为忙，或因为不了解“重大机密”内情，或恐怕泄露“重大机密”等等原因都默不作声。我也一样，有的朋友看了对我说：这可能有“泄密”之疑，对于保护国家“重大机密”不利。确实，我们有责任特别要注意保护国家“重大机密”。但是，我认为，对于这个美国已经公开过的国防秘密，我想，大家应该可以发表一点看法了。我现在利用春节最后一点时间谈点感想。　　显然，顾先生是最了解这个“重大机密”内情的极少数的几个“原老”之一，更何况，他曾经是“718总体方案遥测系统设计”最早主持和提出者，这点有九院五所的证明材料：“由于早期对尖端武器研制工作的保密性要求，我单位职工很少公开发表技术论著，该同志在我单位已存的技术论著有‘718总体方案遥测系统设计’。” 若确实是这样，几位曾经听过顾先生汇报的在世的领导应该不难分辨出谁是原创者，谁是后来的“占光者”或“剽窃者”。我认为，问题在于：由于顾先生调离了九院，作为单位“保护主义”，这个成果属于“肥水”不可外流，该院怎么能够把可以当“院士”“重大机密”成果外流呢？自然会想方设法安给自己单位的某某人，或后来的项目负责人，或参与该项目的被领导“相中的人”。其实，至少，我认为，这就是长期以来我国国防体制或国家现行体制一贯的或传统的做法和弊病，我也曾经在国防单位工作过，毫不奇怪，那怕后来人只是“挂名而己”，相当领导也会这么做，或贪天之功居为己有（包括自己人）。这就不难理解有一些“院士”就是这么的“占光者”或“剽窃者”，特别是，由于机密，可能外部就免审了，特别是涉及国家到“重大机密”成果更是国防单位或有关领导说了算（许多国防报奖也不例外，国防部门是决定因素），没有人敢出来怀疑，更不会或很难能去揭露内幕，否则这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敢于挑战“不”字，后果就可想而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顾同志被调离九院，会不会因为他曾经“进了牛棚”缘故？还是可能被挤出去。我觉得，这些都不难理解现在出了问题之后单位或上级领导为什么不会出来说公道，更不愿意承担责任了。不过，我想，有朝一日与顾同志一起共同完成《遥测系统设计方案》报告的高、陶两位同志或许是可以出来澄清情况的，即便如此，我认为也很难改变上述情况。　　随便提一下，我过去曾经研究过等离子体鞘层(Plasma Sheath) 的有关物理问题，看过许多国内外文献，多少了解关于弹头再入大气层过程中产生的等离子体鞘层的复杂性及其导致严重的微波等离子体通信中断问题。 国外这类等离子体理论问题一般都是可以公开的。但是，我却也没有看到过李幼平同志发表的任何有关文章。当然，因为可能保密，也没能了解和看到对“慢记快发、边记边发”的理论基础有没有发表。只是顾同志提出李的问题后，我才知道九院搞了这方面的问题。李幼平同志曾经在2005年国内复杂系统学术论坛上，俨然以“院士”自居，洋洋得意地公开表白自己在“两弹”工作中表现出多么的才能，还声称说：现在是在前沿科研方面向世人表现同样才能的时候了！但愿他能够接受“重大机密的教训”，不要重蹈历史。　　我感慨的是，我国这样产生的“院士”不少与他们所在单位的个人权利和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有多少在学术界和工程界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令人佩服的和现在还能够发挥有益作用的院士？有的人实在缺乏自知之明啊！有些却以此为荣在社会上“作威作福”，什么都想“说了算”，什么都想占有！所以，我十分赞成：中国人民大学有个课题组曾经提出的报告和主张：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变成协会性质，实行会员制， 这样将有助于克服由此产生的种种弊端。但是，我深知：这多么难呀！